專業文章

譯 / 宋品諭 專門委員（台灣律師） 前言　　　　　　　　　　　　　　　　　　 2026 年，韓國刑事司法體系迎來自 1948 年檢察制度建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結構性變革。全面廢止檢察官直接偵查權與補充偵查權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於 2026 年 7 月 31 日經韓國國會表決通過後，其法律公布案又於 2026 年 8 月 4 日在總統主持的國務會議上依原案審議通過，總統未行使否決權（再議要求權）。 至此，自 1954 年《刑事訴訟法》制定以來、維持長達 72 年的韓國檢察偵查權體系，正式確定走入歷史。搭配同年 3 月已通過、預定 10 月 2 日施行的 《公訴廳法》 與 《重大犯罪偵查廳法》 ，韓國自此邁入「 偵查與起訴完全分離 」的新時代。 對於在韓國經商、投資、或因故涉入韓國司法程序的台灣民眾與企業而言，這並非遙遠的政治新聞，而是實實在在會改變自身權益處理方式的制度變動。 本文由時雨的全中文韓國律師團隊，為台灣讀者整理這次改革的核心內容與實務影響。 一、改革背景：從「檢警偵查權調整」到「檢察廳廢止」 韓國檢察官權力過度集中的爭議由來已久。過去，檢察官不僅能決定是否起訴，還握有直接偵查權、對警方的偵查指揮權，可謂集偵查與追訴大權於一身，而這種結構在制度上長期被批評為缺乏有效制衡。 2021 年起，韓國逐步推動「檢警偵查權調整」，限縮檢察官的直接偵查範圍。2022 年通過的相關法案，主要主要由 《檢察廳法部分修正案》 與 《刑事訴訟法部分修正案》 兩大法律修正案組成，其目的係為完全剝奪檢察官偵查權之意，試圖進一步削減檢方權限，包括縮減檢察官「直接發起偵查」的範圍，以及限制檢察官的「補充調查權」，但當時部分偵查權仍透過行政命令獲得保留。 本次 2026 年的改革，則是將此一方向以「法律」層級加以確定，從制度根源上徹底重整偵查與起訴的權限分配。其核心政策依據，是 2025 年 10 月 1 日公布的《政府組織法》修正案——依該法， 現行的檢察廳將於 2026 年 10 月 2 日正式廢止，其功能一分為二，分別移轉予新設立的兩個機關－公訴廳與重大犯罪偵查廳。 二、核心變革：偵查與起訴的「完全分離」 這次改革的最高原則，就是 偵查權與起訴權的物理性、制度性完全分離 。 在舊制度下，一起案件往往需要經過「警方偵查」與「檢方偵查」兩道關卡，當事人（無論是被害人或被告）可能被反覆調查。改革後，這種雙重程序將走入歷史： 偵查由警方（國家搜查本部）、新設立的重大犯罪偵查廳、以及高級公職者犯罪偵查處等機關分擔。 起訴與公訴維持則由取代檢察廳的「公訴廳」專責負責。 換言之，未來檢察官（公訴廳檢察官）原則上不再親自偵辦案件，而是根據警方移送的偵查結果，決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公訴。 三、新體制：公訴廳與重大犯罪偵查廳 公訴廳 公訴廳承接原檢察廳的起訴與公訴維持職能，但不再擁有直接偵查權、令狀執行指揮權，以及對特別司法警察的指揮監督權。簡言之，公訴廳檢察官的角色，從「偵查與追訴的主導者」，轉變為「單純的公訴機關」——負責審查偵查機關移送的案件是否起訴、並在法庭上維持公訴。 重大犯罪偵查(搜查)廳 原本由檢察官負責的重大犯罪偵查職能，則移交予新設立的重大犯罪偵查廳。該廳隸屬於行政安全部，專責偵辦貪腐犯罪、經濟犯罪等重大案件，並將偵查範圍大幅擴大至國防採購犯罪、毒品犯罪、內亂／外患等危害國家犯罪，以及網路犯罪等領域。 改革後， 韓國將形成由重大犯罪偵查廳、國家搜查本部（警察）、高級公職者犯罪偵查處三大偵查機關並立的新格局。 四、檢察官權限的具體變動 對關心司法程序的當事人而言，以下三項變動最為關鍵： （一）直接偵查權：全面廢止 檢察官不得再自行發動偵查、傳喚相關人、或到犯罪現場調查，偵查責任完全歸屬於警方及其他偵查機關。 （二）補充偵查權：由「親自偵辦」改為「僅能要求」 過去，檢察官在審查警方移送案件時，若認為偵查不足，可自行進行補充偵查。改革後，檢察官不得再親自進行補充偵查，僅能向司法警察官提出「補充偵查要求」。 依修正內容，收到要求的警方須於 1 個月內完成補充偵查並將結果通知檢察官，至遲應於 2 個月內完成；且偵查過程的所有資料，均須記錄於刑事司法資訊系統（KICS）。 此外，公訴廳檢察官可就移送案件進行「事實關係確認程序」，傳喚被告、被害人等當事人瞭解案情。不過，此一程序並無強制傳喚的效力，所得內容亦無法直接在法院作為證據使用，因此其實際效果如何，法界仍有不同意見。 （三）令狀聲請權：引發憲法爭議 依韓國《憲法》第 12 條第 3 項及第 16 條，逮捕、拘束、扣押、搜索等強制處分，須由法官「依檢察官之聲請」核發令狀。然而，本次修正案規定，公訴廳檢察官不得獨立向法院聲請令狀，必須由司法警察官先提出申請，檢察官方能據以向法院聲請。 為此，大韓檢察廳對此強烈反對，主張此舉實質上「空洞化」了憲法賦予檢察官的令狀聲請權，具有違憲疑慮。這也成為本次改革最主要的法律爭點之一。 （四）配套機制：法院公訴棄卻與被害人異議權 為因應偵查一元化後可能出現的疑慮，修正案同時納入兩項配套：其一，法院於偵查過程存在重大違法、或追訴裁量權明顯逾越等情形時，得為公訴棄卻判決，作為對偵查與追訴的司法制衡；其二，強化被害人保護——當警方就案件作出「不移送」（不送檢）處分時，告訴人、被害人及告發人得對該處分提出異議。 此一異議權對於在韓國遭遇犯罪、卻擔心案件未被妥適處理的外國被害人而言，尤具實務意義。 五、憲法爭議與後續觀察 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於 2026 年 7 月 31 日通過國會後，其公布案已於 2026 年 8 月 4 日經國務會議審議、議決通過，總統並未行使否決權，立法程序至此大致底定，並預定與公訴廳、重大犯罪偵查廳同步於 2026 年 10 月 2 日施行。 不過，立法程序的完成，並不代表法律爭議就此平息。 截至目前為止，圍繞修正案的違憲爭議仍在持續發酵：法界對於「 憲法上檢察官的令狀聲請權，是否包含檢察官獨立判斷強制偵查必要性、直接聲請令狀的權限 」看法分歧，預料相關的權限爭議審判與憲法訴願案件將陸續進入憲法法院。憲法法院最終如何認定，仍可能牽動改革後制度的具體運作方式。 換言之，這是一個仍在動態發展中的重大變革。時雨團隊將持續密切關注後續施行細則與憲法法院的判斷，並適時更新資訊。 六、對台灣當事人的實務影響 這場改革看似是韓國內部的司法制度調整，但對於在韓國生活、經商或投資的台灣民眾與企業，實務上有幾點值得高度重視： 第一，警方偵查階段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過去當事人即使在警方階段應對不周，尚有檢方偵查作為第二道程序可資調整。改革後，偵查程序一元化，警方偵查的結果將更直接地決定案件走向。對於身處異地、面臨語言障礙的台灣當事人而言，在警方調查的第一時間就取得專業且能以中文充分溝通的法律協助，變得比以往更加關鍵。 第二，涉及外國人的刑事案件應對更需即時。 近年來，因不熟悉當地法律而在韓國突遭警方調查甚至逮捕的外國人案例日益增加。在語言不通、無法即時聯繫外界的情況下，當事人承受的身心壓力極大。改革後偵查機關結構重組、程序節奏改變，及早委任熟悉新制度、且能全程以中文溝通的律師團隊，將是保障自身權益的重要一步。 第三，企業投資與跨境交易的法律風險評估應納入新制度。 對於評估赴韓投資、併購韓國企業或事業部的台灣企業而言，涉及重大經濟犯罪、公平交易、產業技術保護等議題時，未來的偵查主管機關與程序均已改變。 在進行法律盡職調查與交易架構規劃時，掌握最新的機關權限分配，方能有效預判與控管風險。 結語 韓國此次刑事司法體系的改革，是七十餘年來最深刻的一次制度轉型。對台灣當事人而言，制度愈是複雜與變動，愈凸顯出「語言零障礙」與「即時、專業」法律協助的價值。 時雨擁有完整的全中文韓國律師團隊，能在韓國警方調查、刑事辯護、企業投資等各個環節，全程以中文與您溝通、一站式協助，讓您在陌生的司法環境中不再孤立無援。 若您正面臨韓國相關的刑事案件、或正評估赴韓投資與交易，歡迎聯繫法務法人時雨，我們將以最專業的判斷，協助您在變動的制度中穩健前行。 ＊本文為一般性法律資訊介紹，係依撰寫時（2026 年 8 月）之立法動態整理。相關法令雖已完成公布程序，惟尚待 10 月 2 日正式施行，且其具體運作仍可能因憲法法院判斷或後續施行細則而有調整，本文不構成具體法律意見，個案情形請諮詢專業律師。

黃色信封法修正重點  文／柳承昊 律師（法務法人 時雨）編譯／宋品諭 台灣專門委員 （法務法人 時雨）

文 法務法人 時雨 宋品諭 台灣專門委員 在婚姻走到盡頭、雙方分居甚至對簿公堂的期間，經濟弱勢的一方是否還有權利要求另一方支付生活費(贍養費)？ 這在韓國法律界一向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 過去，韓國法院對於分居期間的夫妻間扶養義務認定通常較為嚴苛。但近年來，隨著大法院（最高法院）見解的變更，過去對於分居期間的夫妻間扶養義務的認定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因此，本文將透過近期有關韓國法院對於夫妻間扶養義務的見解的變化，解析韓國「夫妻分居期間扶養義務」的法律演變及其核心爭議。 ⚖️ 夫妻間的扶養義務：是「施捨」還是「共享」？ 在進入具體判例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韓國民法對夫妻扶養義務的定義。 根據韓國民法第 826 條第 1 項，夫妻負有同居、扶養及協助的義務 。 韓國學界與實務普遍認為，夫妻間的扶養義務性質屬於「生活保持義務」，這與父母對成年子女或兄弟姊妹間的「生活扶助義務」不同。 生活保持義務（第一次扶養義務）： 要求對方能保持與自己「同等的生活水準」，也就是即便扶養義務人自己生活不寬裕，也必須犧牲自己來讓對方過上與自己同等的生活水準，這是一種「麵包平分」的概念 。 生活扶助義務（第二次扶養義務）： 只有在義務人行有餘力，且權利人無法生存時才發生 。 因此，在韓國，夫妻間請求生活費(扶養費)，並不以一方「活不下去（無法維持生計）」為必要條件，而是為維持雙方婚內的相同生活水平 所必要即可。 ⚖️ 過去的嚴苛標準：1991 年的大法院判決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韓國法院一向遵循 1991 年的大法院判決（대법원 1991. 12. 10. 선고 91므245 판결）。 當時的法院見解認為，夫妻的同居與扶養義務是為了維護正常圓滿的婚姻關係， 因此如果婚姻中的一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同居（例如單純與公婆不合而離家），則無權要求對方支付贍養費 ，然而這也導致在分居期間，若被認定為有過失或主動離家的一方，往往難以請求贍養費，經濟頓時陷入困境。 ⚖️ 實務的重大轉折：2023 年大法院裁定 2023 年 3 月 24 日，韓國大法院做出了一個具指標性的裁定（대법원 2023. 3. 24.자 2022스771 결정），徹底改變了離婚訴訟期間扶養義務的認定標準。 在本案中，一對醫師丈夫與無業妻子育有三位子女，但因兩人個性不合而分居，丈夫並於分居後三年向妻子提起離婚，然而當時因為妻子主張丈夫具有婚姻可歸責事由，法院最終仍是駁回丈夫的離婚請求，兩人的婚姻關係繼續。 在兩人分居六年後，丈夫再次嘗試提起離婚訴訟，妻子此次雖不反對離婚，但在反訴中主張丈夫才是導致婚姻關係破裂之可歸責的一方。一審法院判決中，有關贍養費的請求，法院認定丈夫應給付離婚判決宣告日所屬月份為止前的贍養費。 一審判決後，丈夫對原判決內容不滿因而提起上訴，主張由於妻子已於一審離婚訴訟進行過程中提起反訴，可見兩人當時已達成離婚合意，只是因為離婚財產分割以及責任歸屬認定而無法離婚，因此贍養費請求計算應僅計算至「對方(妻子)提出反訴的時點」即可。 最終，二審法院認為雙方婚姻關係自多年前分居時即已產生重大破綻，再加上妻子已於一審中所提起的反訴也同意離婚，可見夫妻間扶養義務應計算到妻子提出反訴時為止即可 。 然而，在案件進入到大法院後，大法院推翻了二審判決，強調即便婚姻關係實質上已經破裂，甚至正在正在進行離婚訴訟，夫妻間扶養義務仍然存在，且該義務直到判決確定離婚為止 。 為此，大法院給出了五大理由： 夫妻間分居時更需要扶養： 相較於同居，分居狀態下經濟弱勢的一方反而更需要扶養費來維持生活 。 婚姻關係尚未消滅： 離婚訴訟隨時可能撤回，只有在判決確定那一刻，婚姻才算真正消滅 。 夫妻財產分割的基準時點不同： 夫妻間財產分割（剩餘財產分配請求）通常以「分居時」為計算基準，考慮到分居期間的財產形成並不被列入夫妻財產分割（剩餘財產分配）的範圍中，因此扶養義務並不必然需與財產分割基準時間相同也該在分居時停止。因此，在正式離婚前，不應輕易剝奪配偶的扶養請求權 。 防止經濟壓迫： 即使雙方都想離婚，但對財產分配可能有爭議。如果提早切斷扶養費，可能會迫使弱勢一方為了生存而放棄應有的權利 。 不問歸責事由： 除非有極特殊的例外，否則即便是有歸責事由的一方，在離婚判決前仍可請求扶養費 。 在這判決中，為了防止強勢一方利用「拖延戰術」讓弱勢一方因經濟枯竭而投降，韓國法院選擇了在訴訟期間強力保障弱勢配偶的生存權， 💡 結語：韓國法院見解的啟示 在以上的2023年大法院裁定中，可以知道近期韓國法院為了保護家庭主婦或經濟弱勢方，在漫長的離婚訴訟（可能長達數年）中，不再需要擔心經濟上後援而被迫接受不公平的和解條件，這對於在韓國面臨婚姻危機的當事人來說，無疑是一劑強心針，同時也展示韓國家事法律在贍養費的認定上從「懲罰具有可歸責事由之一方」的傾向，轉向「保障配偶間生存與公平」的進步軌跡。 儘管如此，以上大法院裁定仍有其特殊個案考量因素，例如在上述裁定中，丈夫經營醫院，且名下有多筆財產，妻子則無特別職業，資產也明顯較丈夫更少，但妻子身為全職家庭主婦盡心盡力照護三名子女，因此也使得法院更加傾向保護經濟明顯弱勢之一方，不過未來此種見解是否能被廣泛適用，仍有待觀察。

文 法務法人 時雨 柳承昊律師 最近在韓國，要求嚴懲性犯罪的呼聲越來越高，而韓國法院的實際判決標準也日益嚴格。 🚨 警察來電要求進行調查，接下來程序如何？ 通常，警察在對嫌疑人（加害者）進行訊問調查後，必要時會對目擊者或證人等進行追加調查。 之後，警察會判斷是否存在嫌疑，並附上起訴或不起訴意見，將案件移送給檢察官。檢察官會參考這些資料，作出起訴或不起訴的決定。 因此，如果您接到警察要求出席調查的電話，您必須明確詢問自己是以何種身份接受調查，才能確實掌握後續的程序進展。 ⚖️ 可能會受到何種處罰？ 根據犯罪程度，最終的處罰結果會綜合考量多種因素，例如：過去是否有類似前科、造成的損害程度、是否已達成和解、加害者的家庭環境以及健康狀況等等。 因此，在警察調查初期就尋求律師的協助，篩選出對自己稍微有利的情況，並提交相關佐證資料，這一點非常重要。 🗃️ 會留下前科記錄嗎？ 唯一在韓國不會留下前科的結果是獲得緩起訴處分。 緩起訴處分是指「雖然嫌疑事實被認可，但檢察官綜合考量各種情況後，決定不向法院提起公訴的決定」。 若獲得緩起訴處分，該案件不會受到刑事處罰。 不過，調查記錄（調查經歷資料）會保留五年。在此期間，如果再次因類似或同種犯罪接受調查，這項記錄將會被視為不利情狀。 如果性犯罪案件獲得的不是緩起訴處分，而是有罪判決，即使是較輕的罰金刑，除了刑罰之外，還會受到保安處分。 將會被登記於性犯罪者個人資訊中，並可能因為限制在兒童及青少年相關機構就業等不利處分而失去工作。 即使個人資訊未被公開，也可能需要每年訪問調查機構更新個人資訊。 還可能被命令修習性暴力治療課程或進行社會服務活動等，遭受各種不利影響。 🔑 如何爭取緩起訴處分？ 在性犯罪案件中，要獲得緩起訴處分，是否為初犯是最重要的條件。如果已有受罰記錄，則很難獲得緩起訴處分。 此外，如果可能，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對獲得緩起訴處分有利。同時，在律師的協助下，必須準備各種有利的量刑資料，以表達真誠的反省之意和防止再犯的決心。 🤝 尋求韓國律師的協助 如果您在韓國因性犯罪嫌疑接受調查或審判，有必要與被害人進行和解。由於嫌疑人（或被告）直接聯繫被害人既不容易也不恰當，因此最好透過韓國律師來進行和解。 除此之外，律師還負責準備對委託人有利的各類量刑資料、撰寫意見書並提交給調查機構（警察及檢察官），因此尋求韓國法律專家—韓國律師的協助是絕對必要的。 💡身處異鄉的堅實後盾，語言不再是法律權益的藩籬 法務法人時雨深切理解，外籍人士在韓國面臨偵查與審判程序時，不僅要承受陌生法律制度帶來的壓力，語言隔閡與文化差異更常使整個過程倍增不安。 因此，本所特別組成由具備台韓執業經驗的台灣律師，以及精通中文、擁有海外留學背景的資深韓國律師所構成的跨國法律團隊。透過 台灣律師與韓國律師之間高效率、零落差的雙語協作體系，協助您在每一次諮詢、準備程序與策略討論中，都能清楚掌握案件方向 ，不受語言限制，同時也確保 承辦案件的韓國律師，能在無需外部通譯的狀況下，直接用中文與您面對面溝通 ，大幅提升資訊傳達的精準度。  更重要的是，在 韓國偵查機關通常只允許辯護律師在場的關鍵偵訊過程 中 ，精通中文且實際承辦案件的韓國律師能直接以辯護人身分全程陪同您出席，提供零誤差即時法律保護 ，確保案情細節無任何遺漏， 精準擬定辯護策略。 此外， 本所律師團隊均具備直接閱讀及分析中文、韓文及英文等外語證據資料的能力 ，此一能力不僅能 有效降低內部溝通成本 ，也能 避免證據資料交由第三方處理或翻譯所衍生的風險及費用 ，更能大幅縮短案件準備時間，確保辯護策略能快速調整。 迄今為止，時雨已協助多起外籍人士涉嫌性犯罪之高度敏感案件。憑藉本所律師團隊對 韓國司法機關的在地熟悉度 與 細緻的法理分析 ，我們成功爭取多起緩起訴及緩刑判決，最大程度地守護了當事人權益。 我們深知當事人此類案件不僅帶來巨大心理壓力與焦慮，更需要 審慎的資源戰略配置 。在韓國性犯罪法律實務中，能否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往往是爭取最佳結果的關鍵，然而這也伴隨著潛在給付高額和解金額的需求。因此， 本所堅持提供合理且透明的委任費用，致力於將您有限資源，集中投入在最能影響判決結果的「和解協商與實質辯護」上 ，成為您在韓國最值得信賴的最佳選擇。

文 / 法務法人時雨 柳承昊韓國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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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法務法人時雨 柳承昊韓國律師  如需更換外國公司在韓國分支機構的代表人，需準備以下程序和文件：